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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柳先生传》中的否定句

作者:admin 发表于:2013-12-04   点击: 评论: 0

北宋欧阳修说:“晋无文章,惟陶渊明《归去来》一篇而已”,其实除去《归去来兮辞》,他的《桃花源记》、《五柳先生传》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名篇。《五柳先生传》作于宋移晋祚(420年)之后,历来被视为《归去来兮辞》的姊妹篇。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,作者用朴素洗练却蕴涵深刻的语言从思想性格、爱好、生活状况等方面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,赞美了他的不慕名利、安贫乐道精神。全文笔墨精粹,笔调诙谐,读来生动活泼,引人入胜。这得力于它的否定句的大量运用,本文拟从否定句入手,解读《五柳先生传》。
开篇:“先生不知何许人也,亦不详其姓字”
萧统在《陶渊明传》中说:“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……时人谓之实录”,沈约在《宋书•隐逸传》中也认为是“实录”。从传中所写五柳先生的志趣爱好及思想性格等方面来看,与陶渊明其他诗文中表现的性格也相同。从这一点上说,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的画像。岂有作自传而不知自己的籍贯、姓名、字号的?要知道古人是十分看重地望的,他们常在姓氏前面冠以家世籍贯,如陈郡谢氏之类;同时还十分看重声名,在曹丕的《典论•论文》里就有“立功”、“立德”、“立言”说,都希图能够声名不朽。而在两晋,门阀制度又变得十分深严,左思在《咏史》中感叹道:“世胄蹑高位,英俊沉下僚”。到刘宋时期,虽然高门士族的势力遭受一定抑制,而“才秀人微”的鲍照在《拟行路难》中还发出“自古圣贤尽贫贱,何况我辈孤且直”的愤慨,在《瓜步山揭文》中如此感叹:“才之多少,不如势之多少远矣!”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,封长沙郡公;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;父亲陶逸也曾任安城太守;外祖父孟嘉为征西大将军恒温长史。在两晋,这虽算不上名门望族,但也不至于就没落到“不知何许人也,亦不详其姓字“!这究竟为何?钱钟书在《管锥篇》中说:“……正激于世之卖声名、夸门第而破除之尔。”而王夫之在《思问录》中说:“言无者,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。”于是一个卓尔不群,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有着高洁志趣的隐士形象便丰碑一般“耸立”在读者面前。
“闲静少言,不慕荣利”
其实,在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圈子内,既不“闲静”,也不“少言”,而是“时复墟曲中,披草共来往”、“务农各自归,闲暇辄相思;相思则披衣,言笑无厌时”、“过门更相呼,有酒斟酌之”的。原来,“闲静”在这里为不尚交往,而“少言”为不喜应酬、官场上的应酬,也就是《饮酒(其五)》中的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之意。朱熹说:“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,然个个要官职,这边一面清谈,那边一面招权纳货。陶渊明真个能不要,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”。陶渊明二十九岁进入仕途至四十一岁之前,曾任过江州祭酒、镇军参军、建威参军,过着时官时隐的生活。四十一岁因“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”而辞去仅做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,从此至死不仕,这与“身在江海之上,心在魏阙之下”的走“终南捷径”者是有着天渊之别的。在这里,作者交代了五柳先生最本质的情操-因不慕荣利,故能守志不阿,得以高于流俗之上。
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
陶渊明在归隐后,亲自耕种。耕种之余,常常读书怡性,读书是陶渊明的一大志趣——“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”(《读山海经》)。这与“进德智所拙,退耕力不任”的不屑于亲自参加劳动的谢灵运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陶渊明的读书,是为求得精神的愉悦,是求知的满足,是精神的享受,是其率真、自然性格的反映,并非想“货与帝王家”。因此只注重书中会己心、惬己意者,即只求领会要旨,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。
“性嗜酒,家贫不能常得。……既醉而退,曾不吝情去留。”
陶渊明的诗,有很多都提到饮酒,如“盥濯息檐下,斗酒散襟颜”(《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》)、“欢言酌春酒,摘我园中蔬”(《读山海经》)、“舂秫作美酒,酒熟吾自斟”(《和郭主簿》)、“欲言无予和,挥杯劝孤影”(《杂诗(其二)》),难怪有人说“篇篇有酒”,其嗜酒之甚可想。从“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”可以看出,陶渊明是个性情中人,只不过其内心的波澜赖其嗜酒而得以平静,在醉乡中得以解脱。“曾”在这里用在“不”前,加强否定语气。“不吝情”,为不系恋、不在意的意思。这里既写出了五柳先生的志趣之二——嗜酒,又写出了他的率真、放达的性情。
“环堵萧然,不蔽风日;……晏如也”
这里写五柳先生的安贫。“堵”即“墙”,“萧然”为空寂的样子,“环堵萧然”就是说简陋的居室空空荡荡,甚至简陋到遮不住风也挡不住阳光。而“晏如”是安然的样子。这里写出了五柳先生的平和。鲁迅对于陶渊明的平和这样说,——他“是个非常平和的田园诗人。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,他非常之穷,而心里很平静。家常无米,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”,(见《乞食》:“饥来驱我去,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,叩门拙言辞。”)“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,而还在东篱下采菊,偶然抬起头来,悠然的见了南山,这是何等的自然”。其实,这种达观、平静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,悲怆才是他内心真实的永恒的情感。他隐居是不愿随俗沉浮、同流合污,因此隐居后难免会引起一种失落感,会激起一种生命悲剧意识。如他的《杂诗》里便对人生易老,壮志难酬发出了慨叹:“盛年不再来,一日难再晨”(其一);“理也无奈何,且为陶一觞”、“古人惜寸阴,念此使人惧”(其五)。情调何其悲怆!而《咏荆轲》更是甚者,朱熹说:“……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的言语出来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一),从这点上说,《五柳先生传》中的五柳先生的安贫、平和只不过是作者倾慕的一种理想人格罢了,或许说是作者竭力表现的一种精神。
《五柳先生传》毕竟是文学艺术,是文学传记,虽是作者自况,但不等于全面纪实,而是创作,这点必须指出。
在文章的结尾,作者仿史家笔法,加个赞语。《文心雕龙》说:“赞者,明也,助也。”传文中记事有未完备之处,在“赞”中补足,便是“助”,传中的褒贬之意没有说尽,在“赞”中讲透,便是“明”。《五柳先生传》中赞语的实质便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——“不戚戚于贫贱,不汲汲于富贵”,与前面的“不慕荣利”相照应,对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,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阐发得更为明晰。既对其高洁人格进行了再度赞扬,又使文章的境界更高了,思想也进一步升华了。不难看出,这里的“赞”既有“助”的作用,又有“明”的作用。
显然,《五柳先生传》是一篇别具一格的传记文章,这跟作者故意隐去传主的家世、主要经历等一般传记要素而着重表现其性格志趣、精神气质有关,更与作者运用大量的否定句,以突出五柳先生与世俗格格不入,以形成全文诙谐的笔调,达到寓庄于谐的效果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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